迷信法治论和信仰法治论从不同视角表达了对法治的深度依赖。

依法制约权力，就是要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原则，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宋太宗还论及法律与政理的关系，指出：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升华了制度的政理，不仅提炼出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等理论命题，而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创新概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在两个大局时空背景中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明代思想家冯梦龙曾言：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第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并成为东亚各国母法。这两款事实上强化了对宪法和法律的服从义务，并应承担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时候平等追究法律的责任。

倡导规范多元性维系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民主立法为导向的国家法与以习惯、民情和市场规范为指向的非国家法并行不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法的尊严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对拟人化法人格进行理解有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归根结底则是法治的历史成就和实践成果。透过这种系统内部的结构性特征，可以看到，真正决定法制思维与法治思维的是法制关系思维和法治关系思维，而优秀法治学理则不同程度地承载或体现了不同面向的法治关系思维。

从法治的共时性出发走向法治的历时性，从而确立法治的历史成就。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往往发生在少数人支配的领域，尤其在某些关键少数人那里体现的较为明显。

在法律思维中注入那些最终能够真正成为法治要素的元素的情况并非不常见，在很多情况下，法律思维中本身就包含有法治思维的某种要素，这些法治的要素是隐藏在法律思维结构之中的。法治信仰观是党十八大以来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学说和主张，2014年１月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饶有兴趣的是，当法家一词从中文译成英文时，法家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足以让一个域外的读者产生疑惑。然而，迷信法治论者真正指向的是法治迷信说。

缩小法治所指而否定法治能指是变相否定法治的思维方式，间接反映了非法治思维方式在治国理政中的顽强地位，并与法律信仰论的精神背道而驰。蕴含了人文关怀的儒家德治论倡导善心、善行和善政，强调以善为导向的利他主义，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普遍服从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前提下，如果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等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宪法表述，将如何追究其宪法和法律责任呢？进一步的设问是，由谁来以及以通过何种程序判断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等特殊主体的违宪和违法行为？一旦判断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等特殊主体具有违宪和违法行为，这些违宪或违法的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等特殊主体将如何承担宪法和法律责任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同于按照党章追究违纪的党员的方法，也不同于按照法律程序依法追究违法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方法。因此，它必然会在制度环境的裹挟中走入结构转型之路。

立法性规范的违宪问题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问题，但与一般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原则不同的是，并非所有改变或撤销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法文件的有权机构都享有违宪审查权。法制的要件或要素之所以不同于法治的要件或要素，原因就在于法治重新处理了人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规范功能设定了公权力的边界。

因此，如果从法治结构角度理解法治首先要寻找法治的构成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人与规范的关系而言，先有自觉性的人类规范溃败和公权力者滥用权力的事实，后有法律和法治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符号自身则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提炼。（一）法治的共时性结构 法治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对什么是法治的认识。但就眼下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短缺和不足导致了中国社会缺乏应有的规范权威，这是中国人渴望稳定却总是忧心不稳定的心理机制原因。在笔者看来，法治的构成性要素是决定法治是法治而不是别的事物的基本因子，这也是法治共时形态的必要法则。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成文法多维度立法渊源经由立法程序变为法律条文，从非法律规范变为法律规范，对不能吸收或上升为法律的非国家规范则通过立法的认可机制完成。

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在口语表达中特别注明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既表明了发言者的某种法治观，也强化了法治的能指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指。

在法治构成要素中，最能够担当或接近核心要素的要素无疑是法律高于政府的命题。（一）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和尊严相结合原则 社会主义法制因统一而有尊严，因有尊严而有权威。

基于法治构成要素论，法治的能指和所指以及法治的共时态和历时性态特征确立了法律的领域和合法性。1997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得以确立。

贺海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确立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概念是意指，无论直接意指还是间接意指（如文学创作中的隐喻、象征和引申等）都是对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体现。结构主义理论代表索绪尔认为，语言的符号结构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其次，法治内涵的明确是落实宪法第5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祛魅的现代国家在上帝死后未否定上帝才有的权威，由人所建构的宪法和法律权威同样需要顶礼膜拜，宣誓的仪式性之下需要表达的是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和爱戴。（四）平等对待原则 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宪法第67条第7、8款分别设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违宪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及撤销违宪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信仰作为一个施政关键词屡屡出现在顶层设计者的言论和方案之中，通过宪法宣誓的仪式性程式增强了社会成员对宪法和法律权威的神圣性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指则是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在法治的共时性要素的基础上，法治的历时性赋予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运动功能，促进法治的进化观和实践动态性。法家通常被翻译成Legalists，而Legalists所指的英文语境则兼有守法主义者、法律形式主义者等多重含义，后者更接近于法律实证主义学派的主张。

中国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渊源异常复杂，其中自然法思想、道家思想和纯粹的以放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理论占据了较大份额。以批判国家法为指向的法学主张和思想屡屡登场，它们理论基础或有不同，但都以解构姿态出现。

具体而言，从法制观转向法治观或从法律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的机理，是在法的规范思维中增添新的要素使之成为核心要素，或将法律思维要素的某一要素加以改造或做出新的解释以便使其成为核心要素。良法涉及立起来的问题，关涉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品质，处理的是法律的内部关系。

法的尊严是内在的，但只有从自我反思性的立场中才可以获这种法的内在精神，而法的反思性体现在法律本有的界限以及维护法律界限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之中。（二）立法性规范不与宪法抵触原则 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